「我的工作是打開酒瓶，但現在，有些朋友卻拿起了槍。」
這句話出自 2020 年「烏克蘭最佳侍酒師」Maryna Revkova。她的語氣平靜，卻道出侍酒人生與民族命運交錯的巨大轉變。俄烏戰爭讓她從餐廳的品飲專業場域，直接被捲入戰爭現場：自家住宅在一次飛彈轟炸中被震毀，生活秩序全面中斷，原本致力於餐桌文化的職涯一夕化為泡影。
但 Maryna 沒有停下來。在成千上萬的逃離者之中，她選擇帶著酒知識與希望繼續前行，用行動回答一個根本問題：當戰爭粉碎了一切，「專業」還能為一個國家帶來什麼？
她帶著葡萄酒逃亡，也在葡萄酒中重建希望
Maryna 離開基輔後，輾轉來到葡萄牙，在斗羅河谷一家米其林星級餐廳找到職位。這不是一段逃避的避難時光，而是另一種意志的鍛鍊。她每日重新與酒接觸——從擺設酒杯、解釋風味、配對餐食，到面對異地顧客的不理解與好奇，每一個步驟都彷彿在向過去的生活告別，同時也種下新的可能。
這段期間，她申請並獲得了英國 Gérard Basset 基金會的獎學金，這是全球針對弱勢區域專業侍酒師與釀酒師設立的培育計畫。獲選者不僅代表實力，更意味著肩負傳播與重建的使命。她因此得以前往波爾多 Château Latour 實習，成為少數在頂級酒莊見習的戰區人才。
白天，她與農場工人一起修剪葡萄藤、監測果實熟度、跟釀酒團隊討論橡木桶使用策略；晚上，她則撥打國際電話向家人報平安。戰火讓她更深刻地理解釀酒是一種跨文化與跨世代的技藝，而不是只服務餐桌的技巧。
回敖德薩種葡萄、釀國族認同
2023 年，她做出一個極少人敢嘗試的選擇：放棄在西歐建立的穩定事業，返國投身酒莊。她沒有回到都市餐廳，而是直接前往南方港口城市敖德薩，投身一間新創酒莊擔任總監。這個選擇充滿風險：敖德薩距離俄羅斯飛彈射程僅數百公里，城市周邊經常停電、斷水，農業生產高度依賴臨時工與軍方協助。
但在 Maryna 眼中，這正是她知識能發揮最大效益的地方。她導入波爾多與斗羅河谷的栽培模式、溫控管理與品質檢驗流程，也建立起葡萄酒實驗室與基礎感官訓練課程，希望在地青年能從技術中看到職涯未來，而不是戰爭的終點。
她說：「我要用我釀的酒，證明烏克蘭的獨立、聰明，還有人民的願望。」這句話背後不只是文化浪漫，而是具體地回應戰火中，烏克蘭產業如何以「釀酒」作為一種集體療癒與重建工具。
葡萄藤不能等待外交談判
Maryna 的選擇並不孤單。根據《Forbes Ukraine》與《Wine Enthusiast》的報導，許多烏克蘭酒莊在戰爭爆發後選擇「留守不撤離」，如南部的 Beykush Winery，其葡萄園距前線僅數十公里，常處於砲火範圍內。即便如此，釀酒師與農工仍持續日出而作，為避免夜間空襲，甚至將壓榨作業改為凌晨四點進行。
「葡萄藤不能等待外交談判」，一位酒莊負責人說。「如果我們現在不收成，這一年的努力就白費了。這不是對抗戰爭，而是為了不讓土地沉默。」
不少酒莊的釀酒設備被毀、電力設施被斷，甚至有葡萄園佈滿地雷，導致採收需靠無人機勘查與軍方標記。但即使如此，他們仍持續生產，某些酒款還成功出口至歐盟市場，證明了產業的韌性與全球市場的同情。
戰火中的自救與國際投資信號
儘管整體產業受創，烏克蘭卻在 2022 至 2024 年間出現35家新酒莊成立，總數恢復至 160 家以上，儘管低於戰前水準，卻呈現逆勢增長。其中，像 46 Parallel 這類精品酒莊，不僅穩住內需市場，更於 2024 年底獲得西班牙葡萄酒集團 Vinos de la Luz 投資，成為自戰爭爆發以來首例國際併購，象徵外資對該國釀酒產業長期信心的肯定。
同時間，烏克蘭官方組織「Wines of Ukraine」也主動協調內外資源，不僅幫助酒莊調整物流與倉儲，亦推動出口認證標準、參與歐洲各大酒展，讓「Made in Ukraine」逐步進入國際酒類供應鏈。
在地酒成為文化認同的對話場域
戰爭也意外強化了本地消費市場對自產酒的信任與情感連結。由於進口酒價格高漲與國產品牌形象升級，許多消費者開始轉向支持在地酒莊。像基輔與利沃夫出現專賣烏克蘭酒的酒吧「Like a Lokal」，不但迅速成為青年聚集的文化地標，也成為國族認同的新型平台。
同時，基輔街頭也常見小型酒展與推廣活動，讓一般民眾更直接參與到酒文化的重建中。烏克蘭葡萄酒不再只是佐餐的副角，而是戰爭時期重新凝聚共同體想像的重要媒介。
一瓶酒，是專業者的抵抗方式
Maryna Revkova的故事之所以動人，不在於她釀出了什麼年份的酒，而在於她選擇留下——在最不確定的時代，將「侍酒師」這個專業角色擴大為文化的傳遞者、土地的重建者與產業的轉生者。
她不是單打獨鬥的浪人，而是代表著一整個世代——那群明知未來不穩，卻仍回到葡萄園、堅守壓榨機、重新搭建酒窖的實幹者。他們用一瓶瓶釀成的葡萄酒，向世界說明一個國家的文化與農業並未淪陷。
這不是浪漫，是選擇；不是倖存，而是轉生後的希望。